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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大报告之电力体制改革猜想

2012-11-19 16:01
默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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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十八大报告在论及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称,要“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,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”。媒体查阅历次党代会报告发现,“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”为首次写入。这意味着,现行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可能发生变化,那么,当前需要一个什么样的“协调机构”,才能成为新阶段改革的发动机?

  过去30年改革的实践证明,每当改革处在关键时期,改革统筹协调就更加重要。尤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新阶段,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重要目标,迫切要求转型改革的全面突破。因而,下一步的关键,在于尽快打破利益掣肘,把改革协调机制做实,我们的建议是成立新“体改委”。

  释放“制度红利”迫切需要改革

  中国作为最大转型国家,仍然有巨大的制度改进空间,仍然可以从转型改革中释放出大量的“制度红利”。

  十八大报告指出,“观国际国内大势,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。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”。

  不少专家分析了内外发展环境变化,包括人口红利、全球化红利的逐步衰退。从现实情况看,新阶段战略机遇,不在于要素红利的变化,而在于中国作为最大转型国家,仍有巨大的制度改进空间,仍然可以从转型改革中释放出大量的“制度红利”。

  比如,收入分配改革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消费红利。十八大提出国民收入倍增的基本目标,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。如果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重大突破,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明显增长,我国消费规模在现有基础上明显提高。我们初步测算表明,到2020年潜在消费规模将达到45-50万亿,这个消费红利,将足够支撑未来10年我国7-8%的中速增长。

  再例如,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释放出城镇化红利。未来10年,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.2个百分点,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,加上现有的1.6亿农民工,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。按较低口径,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,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。

  但是,我们还没有形成促进消费释放、走向消费主导的体制机制,收入分配体制还在多方面制约消费释放;在解开城乡这个“二元N次”方程上,还有相当多的体制机制需要打破。

  换句话说,虽然“制度红利”设想起来很诱人,但是如果没有及时和有效的改革,这一切就有可能成为镜花水月。因而,重要的是清醒面对当前改革面临的障碍,并找到攻坚克难的方案。

  改革面临多种利益因素掣肘

  改革重点即在于通过打破政府自身利益倾向,理顺政府与市场、政府与社会、中央与地方等关系。

  从过去几年的实际情况看,部门改革的模式、行业改革的模式、地方改革的模式,很难突破相应的部门利益、行业利益和地方利益,使全局性的改革攻坚面临重重阻力。

  有些改革提出来了,但是难以推动。垄断行业的改革,已经提出十几年了,但尚未破题。有些方案提出来了,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突破,比如,有学者就认为十年来,电力改革动静不大。

  有些改革在推动的过程中产生了扭曲。大部门制改革实质是行政决策范围内的决策、执行、监督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分离,但在一些地方的实践,成为简单的合并和增加领导职务。推动的改革在实践中走形变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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