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，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站在历史发展的节点上，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同样被寄予厚望。5G基站建设成为了当今经济领域最热的话题之一。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，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，今年以来5G加快了建设速度，现在每周大概要增加1万多个5G基站。预计到今年年底，我国5G基站将超过60万个，覆盖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。

5G是一场狂欢盛宴，但在短暂热潮后，5G产业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挑战尚待解决：

首先，5G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成本大幅跃升，影响5G建设部署进度，拉高社会使用成本。在建设成本方面，5G单基站成本是4G的2－3倍，覆盖相同面积相对4G所需基站数量更多；在运营成本方面，5G基站平均能耗更高，约为4G的3倍左右；在设备部署方面，当前5G基站及相关网络、管线设备面临选址难、进场难，道路、楼宇、杆塔和电力等配套设施重新改造等问题。此外，5G商用部署尚未到成熟期，5G基站能效管理等技术也处于初步探索阶段。因此，多因素叠加，导致5G能耗总体远高于4G，用电成本也随之升高。

其次，围绕5G的科技创新协同不足，制约5G在更广领域、更深层次的应用普及。在基础理论方面，当前5G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停留在通信学科内部，难以充分满足面向工业生产高精尖领域对确定性性能保障的需求；在核心技术方面，我国部分技术储备相对薄弱，网络安全和产业链安全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；在互补型技术方面，当前5G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发展仍处于“单兵作战”模式，缺乏融合创新，新一代信息技术“组合拳”效应发挥不足。

与此同时，面向5G的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尚未建立，制约5G对各行各业转型升级的赋能作用。在5G认知方面，部分信息化程度较低的行业在标准制定、技术演进、设备升级中未充分考虑与5G技术相结合，导致5G应用的先决条件缺失；在产业协同方面，各行业对5G的需求千差万别，5G与各行业的融合过程难度大、周期长；在商业模式方面，受5G商业模式尚不清晰等因素影响，中小企业应用5G的积极性不高。

多地发布电价优惠政策

为应对高额成本各地政府印发5G基站建设优惠电价政策，旨在降低5G基站建设和运营成本。这些政策“大礼包”主要包括转供电改为直供电、建立基站用电报装绿色通道、支持电信运营企业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等方面。

其中，山东明确，对电网企业直供到户、安装2．5千瓦及以上储能设备的5G基站，在执行峰谷电价时其低谷电价在现行标准基础上每千瓦时再降低3分钱（含税）；江苏文件称，对符合条件的5G基站实施电力直接交易，优化5G设施电力供应申请审批流程，组织推进具备条件的5G基站转供电改直供电工程；北京政策要求，在5G基站用电报装、转供电改直供电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；新疆要求，转供电主体不得通过转供电赢利，向所有终端用户收取的电费、损耗和分摊费用之和，不得超过其向电网企业缴纳的总电费；山西出台优化5G设施电力供应申请审批流程、转供电改为直供电、对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5G基站进行电价补贴等降低5G基站用电成本的举措。

政策红利正在发生作用。以辽宁为例，今年五一后，该省5G基站电价降至0．4元／千瓦时，未来三年，将为三大运营商减少用电成本2亿元以上。“5G尚在研发阶段，部署和运营成本均不小，此时给予一定补贴和扶持缓解压力，才能更好地实现产业发展。”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罗松认为。

多渠道降低5G基站成本

今年最大的一项政策红利是，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“降低工商业电价5％政策延长到今年年底”。按年底80万个5G基站计算，仅5G基站电费一年可降低218．4亿元。

国家、地方降低电价只是其中一个方面，降低5G基站用电成本需要多渠道共同发力。如在降低5G基站能耗方面，5G设备商、建设方、运营商要通过技术进步、管理创新等多种手段，优化用能管理，进一步降低5G基站能耗水平。

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，也是5G发展的关键之年。5G基站在关键建设时期“不掉链子”，还需政府、通信运营商、电网企业等各方通力协作，多渠道发力，降低5G基站建设、运营成本 、加快建设步伐。